国家电投境外装机突破600万千瓦
如果非要对随身携带水果刀这种管制刀具的吴先生予以处罚，那至少也应该尊重处罚便宜原则，对其从轻处罚，如对他处以警告或没收其水果刀等。
中国的人权状况不断好转。收容遣送源于建国初期，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从最初对游民的收容发展到对外流灾民、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教育、安置和遣返。
第一次明确提出劳动教养的办法。1980年2月29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将强制劳动和收容审查两项措施统一于劳动教养的通知》，1982年1月21日，国务院批转公安部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劳动教养的对象又有了较大扩充，扩大到六种人：(1)罪行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权力必须交给司法机关来最后决定。这些人员中包括轻微刑事违法人员，危害国家安全情节显著轻微人员，网上发表不满言论人员，初次实施违法行为的人，无理取闹、扰乱秩序，且拒绝、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行公务的人，老上访人员，赌博、卖淫、嫖娼人员，吸食、注射毒品的人员。这两个法庭的设立，属于法院自身的内部机构调整，没有难度。
因此，废止劳动教养制度，不但是中国作为联合国负责任的常任理事国的义务，也是贯彻中国宪法和法律的当然要求，是中国落实依法治国的必然措施。在管理上和劳改犯等同了起来。它隐含地假定社会只是政府决策的承受者，而不是有着独立个体价值和理性的现代公民群体，而这恰恰是宪法权利遭遇悬置的原因。
凡属宪法权利的，通常指那些不适合以议会投票来解决分歧的事项。虔诚的摩门教徒不太可能被天主教徒说服而改变信仰，反之亦然。然而，近年的诸多侵权事件，恰恰也指向既有的宪法权利。将信仰、伦理、生活方式等事项通过宪法权利交由个人自治，则可以减轻政治过程的负担和风险，而由其引发的纠纷，则可交由非政治部门——如独立的、非党派的法院——去解决。
权利入宪令人神往：入宪凸显了权利的神圣性，为进一步以法律具体化提供依据，也为所向披靡的违宪审查做好了准备。由于事关道德观念和生活方式，同性婚姻合法化问题也不适合议会辩论，这不是因为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一朴素的智慧，而恰恰因为它们与真理无关，它们与信仰或道德选择有关，不难理解，一项争议与它的经济属性距离愈远，愈难以达成一致。
对于一对恋人来说，结婚可能比选举国会议员更重要。当前如火如荼的权利入宪论，忽视了上述特征。宪法权利的上述特征表明，它的外延是有限的，并非所有的权利都需要写入宪法。这一回答既无可厚非，又容易引发争议。
在笔者看来，宪法权利有下面三个特征：第一，相比于普通权利，宪法权利对于公共生活具有特殊重要性。为什么选举权、表达自由通常拥有宪法地位，而适龄结婚的权利只需普通法律规定？人们可能不假思索地说：它们对公民来说很重要。一般而言，对于私人间的侵权行为，政府既不缺乏动机，也不缺乏能力加以制止，因为这有助于强化政府权威。为什么民主国家的政府和公众也对表达自由如此厌恶？这并不奇怪，恰恰是一个受多数人意志约束的政府，才对少数人以罢工要求提高薪水、游行主张同性婚姻合法化等方式很不喜欢，因为对于政府和多数市民来说，一小撮人的行为妨碍了公共利益。
不只是民主政府如此行事，坐地为王的土匪也能有效阻止小马仔的恣意抢掠，因为维持秩序符合匪帮的长远利益。许多刑事诉讼方面的权利——例如正当程序、无罪推定、禁止双重危险——同时被宣告为宪法权利，意义即在于此。
作者简介：山东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文来源：《读书》2013年第1期 进入专题： 宪法权利 。写入宪法的权利是否越多越好？在我国，由于大量侵权事件的发生，对此问题似乎只能做出肯定的回答，权利入宪也已经成为孙志刚案之后法律话语的最强音，诸如环境权、工作权、住房权、免费医疗权、健康权、营业权、食品安全权等的入宪呼声，此起彼伏，蔚为大观。
绝对并非不受限制，只是由于这种限制本身也受到限制，限制必须是事先的、个别的、明确的和可受审查的。由于成文宪法观念预设宪法先于且高于政府，因而宪法权利意在警惕政府。所以，宪法权利不仅事关个人人格完整，而且具有公共属性，正如英国学者理查德·贝拉米（Richard Bellamy）所说：个体言论自由推进公共利益。只要我们承认不能把所有权利都写入宪法，那么厘清宪法权利与非宪法权利的边界就是有价值的。但是，如果连政府都侵害个人权利，那就没有一种力量能提供有效救济。相反，一旦它们成为宪法权利，就具有刚性和反权衡特征，它同政治审议之间的矛盾将会凸显出来。
与充足信息隔绝的政府不仅敏感而易怒，而且会变得智力低下，降低做出有效决策的能力。的确，人是会思考、有理性的动物，选举与表达自由对人格完整不可或缺，但权利对于个人也会有不同的边际价值，如果仅因权利本身重要而写入宪法，那么所有权利都应写入宪法。
如果把纸面的宪法机制当作一个美丽的陀螺，那么民众的诉求就是它旋转的动力，这一动力一旦不足，陀螺就会静止歪倒。入宪论的动机无可厚非，但它也是中国法治实践中屡见不鲜的叠床架屋和法律上访的又一例证，它在理论上显示的是法条主义的治理哲学，它把一般性的权利还原为具体的利益，并视之为政府主导分配的结果，这最终只能强化政府的选择性赋权，而不是约束其权力扩张本性。
卡斯·孙斯坦就此认为，将某些问题从政治议程中剔除，会保护而不是损害民主政治，策略性排除是建设性的，因为这些问题会纵容党争、不稳定、冲动行为、僵局以及危险的敌对情绪，以致最终危及政府自身。侵权不一定源于当权者动机邪恶，一心为民的政府在公共利益驱使下反而尤其有这种冲动。
这样说并不是否认这些权利的重要性，而是认为它们通过普通立法和政治过程加以实现足矣要从社会转型时期的时空维度理性地把握二者的关系，一方面立足法律赋予的基本职能，通过公正高效地审判案件，促进矛盾化解、社会管理等工作的落实。加强对基层存在问题的调研工作，尊重基层在社会矛盾化解方面的首创精神，对基层的创新制度和做法，及时调查研究，形成第一手资料，树立典型，予以推广。人们的各种意见通过网络得到充分表达，同时个体的、分散的、弱小的乃至非理性的声音集合起来形成强大的网络舆论，影响事件的处理。
人民法院要正确履行职责，更好地化解社会矛盾，必须认真对待当前社会矛盾带来的新问题，把握案件审判与矛盾化解的关系，积极探索社会矛盾化解的新路径，妥善化解各类矛盾纠纷。中国社会发展和转型的时间紧、任务重，大量问题被挤压在一个相对有限的时空中，社会矛盾复杂、叠加。
要注重平衡司法目的与司法功能的关系。各种矛盾纠纷通过诉讼渠道进入法院，使法院面临着巨大的案件压力。
《人民司法》2012年第13期 进入专题： 社会矛盾 。舆论传播的新方式带来的问题。
公权信用的降低，在社会行为上异化为信大不信小，信上不信下，信访不信法，司法权威受到挑战，提升司法公信力面临严峻的考验。基层法院及其派出法庭承担了90%的审判执行任务，是审判和执行工作的第一线，基层法院工作的好坏，影响和制约着法院整体工作的开展。加强指导监督，统一裁判标准和执法尺度，提高一、二审服判息诉率，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
完善绩效考核科学管理机制，用实实在在的数据说话，着力解决绩效考核的表面化、形式化问题，使绩效考核与立功受奖、晋级晋职紧密结合起来。但由于不同地域的经济发展、文化传统、历史背景等差异，乡土社会、人情社会的特征依然存在，尤其在一些基层和农村地区，如果只讲法理而忽略情理，很难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进一步推行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赔偿联动机制，该类案件调撤率上升至92%。提高做好群众工作的认识和能力，走出法院、走近群众，使司法判决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和尊重。
对法院而言，网络舆论的兴起，一方面增强了法院审判的透明度，使得人民群众能够对法院审判进行有效监督，防止司法专断。要化解社会矛盾，就要在实现案结、事了、人和上下功夫，处理好案件涉及的深层社会问题。